全球已有 1,753 家企业采用内部碳定价（World Bank Group, 2025）。这一数据不仅表明，内部碳定价（ICP）已从少数先行者使用的管理工具，迅速发展为国际企业的主流做法，也反映出全球商业环境对碳风险的认知正在快速成熟。随着各国陆续推动碳相关法规，企业所面临的碳成本不再是远期假设，而是已经变得可量化、可预期，甚至可能直接影响盈利能力与市场竞争地位的关键变量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越来越多企业选择导入内部碳定价，作为连接可持续发展战略与财务决策的重要桥梁。通过将“碳”以价格形式纳入 投资评估、运营管理 与 产品策略 中，企业得以更有效地掌握未来碳成本波动带来的影响，并在高碳成本时代强化自身的财务韧性。
在全球气候治理持续趋严的背景下，碳定价已成为各国实现净零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。全球已有 95 个以上司法辖区正式实施合规性的碳定价机制，包括碳税与排放交易制度，约 147 亿吨 CO₂e 排放量已被纳入全球碳定价工具的管理范围。
区域层面的碳政策不断深化，并持续重塑企业的运营环境。在欧盟，EU ETS 的碳价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，碳边境调节机制（CBAM）已进入课征阶段，并将于 2026 年全面实施，要求进入欧盟市场的产品承担隐含碳排放成本。美国则以州级碳市场为主要推动模式，加州与 RGGI 市场的碳价年增幅均超过 10%，逐步强化碳成本信号。亚洲市场同样快速发展，中国全国碳市场覆盖超过 45 亿吨排放量，新加坡、日本与韩国也陆续完成碳税或碳交易制度的建立。
不仅是欧盟或其他国家，在台湾，本土碳定价制度也将正式进入实施阶段。自 2025 年起，政府将开始征收碳费，首波征收对象为年度排放量超过 25,000 吨 CO₂e 的大型排放源企业，涵盖能源、钢铁、石化、水泥、半导体等主要产业，其影响将进一步延伸至整体供应链与出口导向产业。根据目前规划，碳费初步费率将自每吨新台币 300 元起。
除法规推动外，国际及台湾的永续倡议与评比机制也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导入 ICP 的动力。例如，企业通过 DJSI Best in Class 指数、CDP 气候变化披露，或依据 IFRS S2（台湾金管会发布的“接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永续揭露准则蓝图”） 进行气候风险与碳管理策略的揭露，均鼓励企业建立内部碳定价机制。同时，台湾公司治理评鉴也于 2025 年新增内部碳定价相关指标，显示台湾对此议题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。
从全球碳定价的持续扩张，到台湾即将征收碳费，内部碳定价已成为企业战略与管理中的必然趋势。通过将碳成本内化，企业得以支撑减碳投资、提升运营效率与强化供应链管理，并确保决策方向与净零目标保持一致，是维持竞争力与韧性的核心工具。
内部碳定价是一种企业管理工具，用于将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内部化，并纳入企业决策过程。正如世界银行所定义，内部碳定价是企业“在内部为温室气体排放设定价格，用以引导其在气候变化影响、风险与机遇方面的决策”。简而言之，它将碳排放转化为财务指标，使企业在投资、运营与供应链管理中，能够将碳成本与经济效益一并纳入考量。
企业在导入内部碳定价时，可依据管理成熟度与实际需求选择不同方式，从相对简单到较为复杂，主要包括以下四种：
量化企业实际减碳投资所需的成本与对应的减排量，用于评估减碳策略的成效。
源自最优化模型的变量，假设碳排放存在价格，以分析不同投资方案的经济效益。
依据企业的碳排放量及内部碳定价，将相应费用缴纳至内部碳基金，用于支持减碳行动。
将内部碳定价作为受管制对象之间排放配额交易价格的参考依据。
导入内部碳定价是一项跨部门、具有战略性的管理工作，可分为五个主要步骤：
首先需明确减碳范围与目标进程，并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，根据企业需求纳入相关部门，并定期召开会议。同时，应取得董事会及各部门成员的共识，确保内部碳定价在组织内部获得支持并有效落地。
企业需选择符合自身目标与碳排特性的定价方式。碳价水平可参考法规要求、行业报告、企业内部减碳成本估算或权威研究等不同来源进行制定。
具体的应用机制需确保各部门清楚如何在决策情境中纳入碳成本。例如，计划导入影子定价的企业，需要思考内部碳定价应如何应用，以及如何将其纳入投资回收期等评估指标之中。
在设计内部碳定价机制时，企业应结合自身营运结构与规模，逐步建立合适的实施方式。在初期阶段，可透过小规模试点或影子价格机制先行导入，同时提升员工对碳议题的认知，逐步过渡至完整的内部碳费制度，将碳成本内化并推动实际减碳行动。
最后，应定期评估并动态调整碳价水平与应用成效，确保内部碳定价机制持续与企业战略、法规要求及市场变化保持一致。
台达自 2014 年起开始导入内部碳定价机制，最初在部分运营基地采用影子价格方式。2017 年，台达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设定统一的影子碳价（每吨约 50 美元）。至 2021 年，台达正式导入内部碳费机制，将全球统一的内部碳价设定为每吨 300 美元，并由事业单位实际缴纳碳费。相关碳费收入统一纳入“碳基金”，专项投入于可再生电力采购、能源效率改善以及低碳创新研发等项目。
2022 年是台达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实施内部碳费机制的第一年，碳费制度对净零目标的推动效果逐步显现。其中最显著的成果是：全球据点的直接与间接温室气体排放（按市场别计算）较 2021 年下降 13.5%，区域层级的碳排放减量达 16.2%。随着碳费机制持续推进至 2024 年，全球据点的直接与间接温室气体排放相较 2021 年已累计下降 53.6%。
在节能项目推动方面，台达于 2023 年共实施 410 项节能方案，其中 377 项获得内部碳定价机制的支持，较 2022 年更加积极，累计节电超过 4,800 万度，相当于减碳约 36,297 吨。同时，台达策略性地将各类可再生能源与内部碳费制度相结合，鼓励各据点优先采用自发自用及“电证合一”的可再生电力。经全球各区域团队的共同努力，2023 年全球据点的可再生电力使用比例已达 76%，持续迈向 2030 年 RE100（100% 使用可再生电力）的目标。
企业在推动内部碳定价过程中，往往面临六大主要痛点。
内部碳定价需要结合碳盘查、财务分析与运营决策，对多数企业而言高度依赖跨领域专业能力。当可持续发展团队人力有限时，往往难以进一步推动内部碳定价。在实践中，企业常低估制度建设初期所需的人力投入与学习成本，导致机制流于形式。
内部碳定价涉及成本分摊与绩效评估，容易被视为“增加负担”而非“风险管理工具”。若缺乏对其战略目的的充分沟通，部门之间容易产生认知落差，进而导致消极配合。因此，将碳定价与企业中长期竞争力及法规风险相连接，是建立共识的关键。共识并非通过一次会议即可达成，而是需要持续与员工及各事业单位进行沟通与试行，同时也需要董事会与高层管理团队的认可与支持。
内部碳定价横跨可持续发展、财务、采购与运营等多个部门，若各部门仅关注自身职能，容易造成信息断层或责任不清。因此，建议设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或治理委员会，明确界定角色分工与决策流程。
完整且可信的碳盘查是内部碳定价的基础，否则碳价将缺乏依据。许多企业仍停留在范围一与范围二，对范围三排放掌握不足，导致碳风险被低估。即使盘查尚未达到“完美”，企业仍可在已掌握的数据范围内逐步导入内部碳定价，关键在于制度可随着数据成熟度持续滚动调整。
企业往往不确定应参考外部碳市场价格、社会碳成本，还是自身的减碳成本，因而难以选择合适的数据来源。同时，若碳价设定过低，难以改变行为；若设定过高，则可能引发内部反弹。
若仅有碳定价机制，却缺乏可执行的减碳方案，内部碳定价容易沦为形式化工具。员工与部门可能质疑其实际执行效果，进而削弱制度的正当性。因此，应将碳定价作为资源配置工具，使其真正成为推动实质减碳行动的战略手段。
完成内部碳定价制度的建立只是第一步，企业接下来的挑战在于如何将 ICP 真正落地，并转化为持续性的战略与行动工具。碳价设定、跨部门协作、排放数据整合，以及将碳成本纳入投资决策与资本支出，都是企业在实际操作中经常面临的复杂问题。
在推动内部碳定价的过程中，我们的顾问团队提供全方位、量身定制的服务，从企业碳管理的前端规划到减碳落地执行皆可协助。若企业尚未完成完整的碳盘查，我们可先协助梳理企业的碳排放现况，评估直接与间接排放，并厘清各部门的需求与挑战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们能够设计符合企业特性、并有助于达成内部共识的 ICP 制度。
在制度建立阶段，我们通过教育培训、工作坊等方式，协助企业逐步形成跨部门共识，制定合理的碳价水平，并设计可执行的推动策略与实施流程。同时，我们也提供定期检视与调整建议，确保碳价设定与应用成效能够持续优化，并与政策环境、碳市场发展及技术进展保持同步。
在减碳落地方面，我们协助企业将 ICP 作为决策工具，将碳成本内部化，并进一步链接至实际的范围一、二、三减碳项目，例如能源效率提升、可再生能源采用以及供应链减碳方案等。通过这一整套服务，企业不仅能够实现碳管理制度化，更能有效推动低碳转型与净零目标的实现，全面提升组织韧性与市场竞争力。
